作者简介：

王华琪，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党委书记。1992年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系，后获得浙江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曾在温岭师范学校（后撤并入台州学院）、杭州学军中学、浙江大学附属中学任教。

华东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外聘硕士导师。浙江散文学会会员，杭州市作家协会会员。杭州市优秀教师，杭州市高中语文学科带头人，“杭州市十三五名校长”培养对象。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二十多篇，主持和参与部级课题一项、省级课题八项、市级课题五项，开发省、市精品课程一门，专著两本（《语文实讲》《云在青天水在瓶》），合著一本（《高中语文学习活动的设计与实施》）。

家乡的石头屋

王华琪/文

家乡在东海边的海岛，海岛多山，平地少。房子多依山而建，层层叠叠到半山腰，房子的墙都是石头垒砌的，石墙上盖着黑瓦。

建房子的石头是从山上采的，很是硬实，却没规则。建房子时，泥工要在整个乱石堆里找到一块石头，可以嵌入下面两块石头间的空隙，真不容易，泥工左观察又端详，像是挑选一件艺术品，选好后，用钢刀把石头做些修整，几次把码，几次雕凿，如琢玉，慢工出细活。泥工在下面石缝间抹上拌着石灰的黄泥，然后放上石头，用铁锤敲击几下，夯得稳实无缝，之后继续寻找下一块适合嵌进去的石头——

就这样周而复始，石头墙慢慢长高。到了相应的高度，然后是木工架梁钉椽，等到在栋梁上系好红丝带后，泥工就开始磊瓦，瓦片是一仰一俯，节节相连，一页页地向上爬。

家乡的石头屋不高，不过两层，多为两到三开间。石头是有色彩的，彩色的墙体顶着黑色的瓦顶，像一架钢琴，那一道道的瓦槽就是黑色的琴键，日子就这样开始从容地在琴键上奏着无声的音乐。

石头屋淳朴静穆，但形象生动。赭红色的土黄色的灰褐色的茶绿色的石头与黑灰色的瓦片对比鲜明，每一间石头房子都是一桢灵动的风景。

房子的灵动，除了石头与瓦片，还有是石头房子的窗与门，那是房子的眼与口，眼睛很小，可炯炯有神；嘴巴方正，却不善言辞。

石屋就这么沉默地坐着，看着门前的那株柚子树叶荣花落。

我家的石头屋还有个天井，天晴的时候，天井里的光影由方正慢慢缩小成线，当最后的光晕消逝在老屋的屋檐下时，一天就这么平和地过去。裹着小脚的奶奶在天井北面的大堂上面容祥和地念着佛经细数光阴。

天井的表情在雨天特别生动，雨顺着瓦槽流下，在天井的小水洼里溅出来，雨珠往四周打着滚儿地跳跃。日子久了，天井四周的青苔就沿着水洼的地方蔓延，织上那只种着绣球花的水缸，爬上了木板墙。

石头屋里基本上是以木板为墙，也有用石板为墙的。记忆里，我家的木板墙也已经老去，颜色灰暗灰暗的了。岁月的漂洗，使得木板板肉干瘪，青筋条晰，木节如眼暴出，每次观察木板墙就会让我想到我那喜欢坐在石头屋台门的门槛上抽着旱烟的老爷爷。

父亲渔船一归岸，母亲就开始在天井里杀鱼。鱼去鳞，去内脏，可鱼胶要留下，漂洗干净，母亲就把鱼胶往木板墙上一粘，一条条白白的鱼胶就被一撇一捺地画在青灰色的木墙上，色彩冷，但温馨。没几天，母亲就把干透的鱼胶从木板墙上揭下来，放在菜籽油里一炸，香气盈屋，炸过的鱼胶可以烧一碗大汤，加些蛤蜊，漂些葱花，那是一道招待客人的佳肴。

因为在海边，多台风。上学时，一有台风来袭，老师就会问，哪位同学要请假。总有几位举手，请假回家是为了帮父母家人，在石头屋的瓦片上压石头，或者用渔网罩住整个屋顶的瓦片，在石头屋的四角扎个结，用大大的石头垂着。

这样台风呼啸，瓦片不太会飞走。可是每次台风过，总也有几家的屋顶遭了秧。这时候瓦片总要涨价，有一些人家要请泥工修屋顶。家乡的习俗，石头屋是哪个泥工造的，修补也要请他，泥工如果老去或不在人世了，他的徒子徒孙会接着修。修屋顶泥工的工钱随房主给，不计；中餐要房主招待，上下午都要有点心，饭菜不论，但烟酒必备。修好了石头屋，泥工要在瓦槽上浇一些水，看看是否会漏，算是检验。

金色的阳光银色的月光在黑瓦上走过，沉默的石头屋更加沉默。

更加沉默的石头屋被刻上岁月的痕迹，枕着海风，静默而淳朴地老去。老去的石头屋，瓦缝里零星地长着几棵青草，随着春秋荣枯，在冬日，看着一只小鸟停在屋脊的那棵枯草上，悠悠晃晃，石头屋的沧桑也就在那灰白的光晕里悄悄地爬上了屋脊，那棵棵枯草应该是老去的石头屋的星星白发吧。

老去的石头屋的石缝里的石灰也被冲刷掉了，住进去许多马蜂，马蜂飞进飞出。石头间的缝日益清晰，石头屋的皱纹结满额头。

老去的石头屋总有一天会在海风的侵袭中倾斜坍圮，梁架枯朽。废墟上长满枯黄的蒿草，一丛丛地疯长，墨绿色的爬山虎缠满了那依然静默的石头，犹如以前家里天井的青苔，恣肆蔓延——

今天，我在水泥钢筋的城市高楼里眺望我那如油画般明亮的家乡，忧伤，却也从容。

我的思绪开始在家乡的石头路上攀爬，情感湿湿的，满是青苔——

沙滩，妈祖庙和鱼灯

王华琪/文

家乡小镇的房子多，居民多平地少，所以石头造的房子也多不规则，多傍山而立，石墙挨着石墙，黑瓦连着黑瓦，层层叠叠地到山顶。

我高中读的中学就是建在半山腰，校门在山脚，每次进校总要爬那长长高高的台阶，台阶的尽头是一块小平地，左右两幢教学楼，一旧一新，平地中央的立着两个水泥篮球架，就是学校的操场了，印象中操场实在太小了，两个班跑步，队头都要连着队尾。学校开运动会就把学生组织到小镇东北的一个海滩上，潮水刚退，体育老师就拉起绳子，依着绳子，用标枪很快就划出四百米的跑道，学生们就开始跑步跳远。

我在读高二的时候曾经参加过学校运动会的长跑比赛，同学都是赤着脚，沙子软软柔柔的，每一脚踩下去就浅浅地陷进去，再加上沙粒都是湿湿的，所以跑到最后，感觉是在泥淖里跋涉一样，腿真像灌了铅一样的沉，每跨出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力气。可那样的运动会真特别让人怀念，蓝天白云，细柔的沙滩，海水哗哗上涌上来，却只是温柔地亲吻过你脚趾，留下一团团白白的泡沫，然后羞怯地后退，一群懵懂少年或是在阳光下自由地追逐，或是俯身在金光粼粼的海浪上打着水漂——还有比这样蔚蓝的记忆更令人心颤不已、铭记终身的吗？

沙滩边有好多座庙，这些庙也是我们玩耍之余常去磕头的地方。

小镇的庙宇常一座连着一座，有如来庙，有观音庙，也有上帝庙，关帝庙，供奉神各路神仙，这些庙宇有大有小，且都是和小镇居民的石头屋毗邻，所以，在外一看，很是普通，进内看到香火缭绕，才有一种庄严感。

我总觉得奇怪，这里的渔民没有道教佛教之分，遇庙就供，逢神并拜，所以每座庙都香火旺盛。

小镇的庙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座，一座是“娘妈宫”，一座是“玄天上帝宫”。

“娘妈宫”，本地渔民的又称为“天后宫”、“天妃宫”、“娘娘宫”，所奉的是妈祖，妈祖系专管海事平安的女神，小镇的妈祖庙可是一座古庙，庙中至今尚保存有清道光和同治的石碑各一块。石碑记叙的内容是关乎制止乱收费的事，其实与妈祖没有什么关联，但当时的官员勒石于天后宫前，可能也是借此神力。小镇的妈祖娘娘据大人们讲系清代由福建渔民从湄洲祖庙分灵而去，因为小镇的渔民都从闽南迁徙而来，至今还操着一口闽南语。

那时候看妈祖娘娘的的塑像，很是慈祥，凤冠霞帔的娘娘着玄黄色的祥云大袍，端庄和善，她的脸丰满，如观音，脸色是绛红色的，让人想起舞台上的红脸包公，我一直很纳闷，小镇的妈祖娘娘为何是这个脸色，高中毕业时曾问爷爷，爷爷说，妈祖林默娘济人行善、广施恩惠，是为救落难的渔民而死的，被海水呛死的人脸色是黑的，不能把娘娘的脸色塑成黑色，所以娘娘的脸是绛红的。

“玄天上帝庙”里供奉的是一尊戴冠端坐的严肃圣像，问小镇的长者塑像是谁，他们只告诉我是真武帝，如果再刨根问底，他们也答不上来。长大后才知道玄武其实就是北斗七星的总称。在屈原《楚辞》的《远游》篇有句称：“召玄武而奔属。”玄武七宿之形如龟蛇，故注称：“玄武谓龟蛇，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鳞甲，故曰武。”原来那塑像就是主宰北方的神。可他因为严肃，所以就没有妈祖娘娘那样对孩子们有亲和力，我们到上帝宫主要是干两件事，一是看戏，二是看鱼灯。

庙里有一个戏台，经常唱越剧，当私订终身后花园、公子落难中状元的故事浓墨重彩地上演时，端坐着的玄天上帝也似乎露出一丝笑意，变得慈眉善目起来。看鱼灯是春节过后最有趣的事了，“咚咚锵！咚咚锵！……”当庙里传出了阵阵激昂的锣鼓声和唢呐声，五彩斑斓的鳌龙鱼灯和着乐声欢快地舞动了起来，大人孩子都聚拢着去看。鱼灯是在T字形的木架上，用细竹篾按各种海鱼的形态扎制轮廓，蒙上白漂布，再按照各种海鱼的首尾身形，鳞鳍皮色描线着色，制成鳌龙、黄鱼、马鲛、鮸鱼、乌贼等灯具。灯内可以燃插蜡烛，或装上小灯泡，夜间舞动，最是壮观。舞鱼灯有很多阵式，或首尾衔接，招招摇摇，或交叉回环，鱼贯而行，最高潮之处在于龙头衔珠，龙珠舞者要席地而卧，不断翻滚，或引诱或躲闪，龙头舞者时进时退，企图衔住龙珠，犹若男女约会，婉转热烈，其余鱼灯环绕腾跃，龙珠被衔，鞭炮炸响，欢声雷动，煞是热闹。舞鱼灯的多是少女少妇，身姿曼妙，刚柔并济。渔民喜欢鱼灯不仅有海龙崇拜，还有做祈祷和庆丰收的意味，是娱神也是自娱。

据说小镇的鱼灯有近四百年的历史，是在明嘉靖年间，戚继光在浙东沿海抗倭，以龙灯聚会庆元宵的方式引诱海上倭寇上岛而一举歼灭他们。为庆祝胜利，人们举龙灯跳蹈滚舞。

小镇上学校据说在山脚下建了一个很大的操场，现在的孩子们不用去沙滩上比赛了；妈祖庙和玄天上帝庙香火依旧很旺，那块刻载着谕禁的石碑还立着；每年的春节，铿锵锣鼓里的红鳞绿鳍总会热烈地舞动。

只是小镇的孩子们不太会去关心这些寺庙以及关乎这些寺庙的故事了。

小镇的中心是一个公交车站，早已被拆除，在那儿立了一尊一个渔民高高举起一尾大鱼铜像，似乎告诉人们这里曾经是一个渔村。

渔民，父亲和我

王华琪/文

我出生在东海边的一个小镇，小镇的居民大多是渔民。

渔民性豪爽，热情。我在城市里工作，偶尔有老家的亲戚朋友来，对我家的小碗小碟感到很惊讶，我还要被善意地嘲讽一番。小镇上的人家都是用大瓷碗盛饭用大水碗盛汤，招待亲戚朋友，常是一大碗长寿面，各色海鲜叠得像个小山丘，上面还盘上些蛋丝，撒上些葱花，大碗边上还有一小碟菜籽油炸过的姜末，给客人做调料，海边人不爱吃辣椒，这个调料也辣得过瘾。如果你到小镇上问个路，路人总是会很细心地告诉你怎么走，如果你还稍露出些难色，他并会索性带你一段，直到你能找到目的地为止。

渔民也嗜赌，豪饮，好斗。小时候常看到一群人里三圈外三圈地围着押牌，抽两张，比大小，赞叹的喝彩的有之，哀叹的唾骂的也有之。押牌的地方有提供扑克牌的，有卖水果甘蔗的，俨然一个小集市。小时候放学时也常看到几个小年青为一些事争执起来，涨着红脸轮着拳头干上了，常打得脸上挂彩。中学时，两个同学吵起来，就约好放学后在哪个弄堂干一架，同学跟着去，也不劝架，干好后两人就又和好如初。

我总把这些习性的养成归之为渔民多舛的命运，渔民在风浪里穿梭，漂泊颠沛，觉得钱是赚的更是要花的，于是赌博便成了这群男人们生命最血脉贲张的注脚，如果船老大一声令下，一群男人拧开酒瓶，咕咚咕咚豪饮几口，仰天一吼船家号子，就在风浪里开始拉网捕鱼，哪里能有比这更能张扬男性的雄勃，所以他们对金钱对生命也就表现得更轻率更挥霍更张狂。

我常觉得我的父亲是小镇渔民中最特殊的一个，或许是因为父亲要养活一个大家族的缘故吧，硬扛着生活重担的父亲显得格外的谨慎格外的内敛，不苟言笑，他除了一张被海风浸染过的古铜色的脸让我确定这是十六岁就开始在大海里讨生活的老渔民，其余都很难跟渔民这一身份沾上边，他不好酒，不抽烟，爱看书，爱听戏，甚至他还晕船，每个休渔季结束后的那几次出海，他总吐得脸庞清瘦地回港。

我也晕船，十五岁的时候，父亲带我上了他的渔船到海岛的另一端的油库去加油，渔船一出港，船头就被风浪推得高高地仰起，然后迅速地重重拍打下去，船的两边溅开了雪白的浪花。整艘船一颠一簸，我就开始呕吐起来，父亲要我看着远处的海岛和天空中掠过的海鸥，说这样会分散注意力，我听到这时他和别的船员说道，这个孩子也不是当渔民的料。我真没成了一个渔民，哥也没有。

后来，近海的鱼越来越少，小镇的渔民也越来越多地上岸做起了另外的营生，一些渔民背着鱼干虾仁到外地去跑业务，小镇开始有了车床轰轰的声响，可父亲还是坚持着出海回港，每次带回一框各色的鱼虾蟹，这时家里飘满了鲜味和香味，在我们几个孩子囫囵大吃的时候，父亲则静静地把渔船账目认真地结算一遍，然后工整地誊写在一个写着“毛主席语录”的红本子上。再后来，小镇仅有的一些渔船都被承包出去，捕鱼的很多操着普通话，尽是些外地来小镇打工的了。于是我们兄弟都劝父亲不要去捕鱼了，寡言的父亲沉默了很久最后同意离开那艘已经开始斑驳的渔船。

可不久，我马上发现我们的坚持是错误的，父亲其实是无法离开大海的，他还是常避着家人和别的渔民一起驾着小舢板去下小网，捕到一些豆腐鱼岩头蟹硬壳虾，到小镇的农贸市场去卖掉，每次出海回家父亲脸上总带着满足的微笑。我最终没能读懂父亲几十年与大海铸下的如桅杆一样坚定的情感。

老去的父亲和许多渔民一样守着那立在半山腰的石头屋，远眺大海，俯瞰小镇。现在回忆起来，觉得父亲们就像一块块深褐色的礁石，固执，坚毅，不可动摇。

海水总是那么执拗地冲刷着海滩，海浪白天喧哗，夜晚呜咽。日子如沙滩上细细的流沙，平静安和，小镇，小镇的渔民，还有我的父亲就这样在岁月里长满皱纹，沧桑老去——

这次回家，看到小镇的渔港里还停泊着一些渔船，依旧扬着三角形的大红旗，现在的渔船都很大，都是铁壳的，不再有父亲下海时的木头渔船了，渔民也不用再在每年的夏季给渔船填桐油灰刷深蓝色的和绛红色的油漆了，妻子很潜心研究的船画也已经消亡。岸边的小舢板也换上了机器，马达突突地响，拖着黑黑的烟。

渔港边是父亲的坟墓，那是在父亲去世时，我执意要选的地方，父亲就这样长眠在大海边，孤独而桀骜地看着潮起潮落。

海风凛冽地刮过墓旁一株不知名的树，树无叶，枝干硬硬地伸向大海。

解放塘与赶小海

王华琪/文

家乡的小镇原来很小，几座小山丘相接围成一个小盆地，后来因为在滩涂上筑了一道道长长的海塘，围起的滩涂地被改造成田地，小镇才有了比较大的一块平地，也因此一天天变大。

小镇的海塘有很多道，最有名是镇东北的那两条，特别绵长，特别雄阔。镇上的渔民都叫它们“解放塘”。我没见过，只是听长辈们讲起过小镇的渔民们如何迎着风浪在滩涂上堆砌起这么雄伟的解放塘的故事，长辈们总是一脸凝重地说每一段的解放塘都是渔民用生命砌成的。所以，站在望不到头的海塘上，我真切地产生对小镇渔民改造自然的敬佩之情。

海塘坚毅地立着，阻挡着海风呼号、波涛汹涌，默默地呵护着小镇居民的平静生活。解放塘围垦起的滩涂地被改造成了一个农场，河网交织，农田规整，这就是小镇居民所称的“解放塘农场”，解放塘农场据说是一批批知青辛勤改造建设成的，农场里种着一排排的马尾松，高大柔韧，迎风舞动，和海塘平行立着，应该是防风林吧。农场的河道都养着鱼，围着网。可能因为土质盐分多的原因，农场没有种水稻，主要种甘蔗西瓜等经济植物。

母亲以前在解放塘农场上班，我和小伙伴们放学后就常到解放塘农场去玩，看着在海风中沙沙作响的甘蔗林，就想起读过的郭小川诗歌《青纱帐甘蔗林》里描写的情景，仿佛那甘蔗地里也“埋伏着千百万雄兵勇将”，仿佛“那甜甜的秸秆啊，立刻变成锐利的刀枪”，在战争话语充斥的年代，男孩子唯一的想象就是如何打仗。

小孩毕竟嘴馋，于是就相约去偷甘蔗，甘蔗很高，青皮的，很硬，所以扳不倒，我们就学赛跑冲刺，到跟前，两腿飞起，喀嚓一声，一根甘蔗就被踢断，然后剥去叶子，用牙咬开甘蔗皮就有滋有味地啃起来，常啃得嘴角起泡，手也常被甘蔗叶划出口子。偶尔也有出状况的时候，农场的工作人员看到甘蔗叶一阵狂抖，追赶过来，我们就哧溜跳到河道中央的水泥船上，撑起长篙，追赶的人就在岸上狠狠地骂，骂几声后不忘补上一句“小屁孩，要记得把船给我摇回来”，然后背着手踱回去，我们如同打了一场胜战，欢呼雀跃。

农场的边上是海塘，翻过海塘就是滩涂地，滩涂地可是孩子玩耍的天堂。

我们常翻着日历牌看退潮时间，然后提着小木桶去赶小海。赶小海要爬过高高的解放塘。那时，总是个头大的孩子领头，小的依次跟着，海塘根处有很多石头，石头上长满了贝壳，在泥土下，看不见，孩子们一踩下去，小腿就会被划出一个口子，海水是咸的，浸着，生疼生疼，所以做出这种牺牲的都是个头大的，小个的则踩着大个的脚印前进。

海滩上有泥螺，香螺，钉螺，蛏子，螃蟹，跳跳鱼，还有一些叫不出名的小鱼小虾。我们在滩涂上掏螃蟹的洞巢，也有被螃蟹的大螯钳得嗷嗷大叫的时候，几个人合捉那滑溜的跳跳鱼，成功的几率很低。阳光暖暖地撒在海涂上，泥土的荤腥味掺和着海水的咸涩味在四周弥漫开来，所有关乎大海的体悟可以固化，可以液化，也可以气化。懒得捡海螺了，孩子们就开始在滩涂地里追逐打闹，相互往对方脸上头发上抹泥土。海水就在不远处流淌着，平和得如一道河水。当涨潮时，孩子们提着木桶上岸，互相比较着木桶里爬着的、跳着的小海鲜，沾着一身污泥，很是欢喜地回家。

大人们不关心我们的战利品，一边扒拉下我们的衣服，一边数落着，可我们不一样，在月光下，吸着自己捡来的海螺，特别的兴奋。

那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记忆也如墙上的日历一样泛黄，斑驳的日子里总有一种感觉在我驻足回眸时温暖着我的视野。

这次回家，看到绵长的海塘还在，只是一排排的马尾松早已被砍伐殆尽，解放塘农场已经被改造成一个汽摩工业园区，造了很多的房子，曾经河网交织沃田相接的解放塘农场现在只是了一个路牌一个标志，“解放塘”最终成了一代人热血沸腾的记忆，在海风中沉淀成一个永远也做不完的梦，被抽象，被删减。

入海口的礁石被炸了，造了一个很大的污水处理厂，满是油污的滩涂再也没人撒网捕鱼，再也看不到种蛏子的渔民蹬着旱船在滩涂上划过后留下的长长沟槽，长满高高的芦荻的滩涂虽然还能看到一些小鱼小虾小螃蟹，却再也听不到孩子们赶小海的欢声笑语了。

只有那绵长又雄阔的海塘依旧默默地看着潮涨潮落，或许它还能记起小镇上的一群孩子赶小海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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